佛教中国化的经验（佛教中国化的多个重要环节）

佛教中国化的经验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充分发挥其圆融中道、契理契机的大乘精神，随着时空因缘变化而不断自我调适、自我更新，主动适应中国社会、融入主流文化，最终使佛教与中华文化高度融合，并使中国获得了“佛教第二故乡”的美名。为了更好地将佛教中国化持续推进，有必要回顾历史上佛教高度中国化的成功经验，汲取古老佛教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让今天的佛教扎根时代沃土，生长出佛教中国化的新枝叶、结出新花果。

　　1.政教关系的良性互动

　　回顾佛教在中国走过的两千年，佛教命运与国家命运始终联系在一起。国基稳固、社会安定、政治清明，是佛教得以生存发展乃至兴盛的外缘。反过来，佛教的健康发展也净化着整个社会的精神境界、道德水平，维护着社会人心的安宁、国家的统一。因此良好的政教关系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主题。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便源于汉明帝夜梦金人，后在洛阳建立白马寺，迎来了最早的高僧，译出第一部佛经。此后，历代高僧大德辈出，如东晋时期的道安大师、唐代的玄奘大师、宋代的契嵩禅师、元代的八思巴大师等，皆以其高德硕学、爱国情怀而深受帝王尊敬与信任，不少高僧还被皇帝封为“国师”“帝师”，为国运民生积极建言献策；而对佛教有着深入了解乃至虔诚信奉佛教的帝王代代皆有。因此，道安大师曾说：“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这种相互扶持的政教关系奠定了佛教中国化的根基，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稳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佛教在政教关系方面的稳妥积极态度，源自大乘佛教的缘起智慧和慈悲情怀。中国自秦代以来便维系着“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与此相应的主流文化模式，这与中国本身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多民族共处的基本国情密切相关。因此，维护祖国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是对国家缘起的智慧观照和对民族命运的慈悲关切，也是对大乘教义的真正落实。在新时代，佛教应将这一优良传统继承发扬，主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让佛教的智慧资源和慈悲情怀成为促进祖国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人心祥和的积极助力与正能量，以更加深广的爱国爱教情怀书写护国安邦、复兴中华的新篇章。

　　2.思想文化的融合创新

　　佛教中国化的难题在于思想文化的本土化，而佛教中国化的成功也在于思想文化层面的高度融合和创新性发展。

　　思想融合的第一关是经典翻译。早期的高僧大德们智慧把握中国本土文化的脉搏，巧妙地通过“格义”之法，以道家玄学词汇诠释佛法，比如“有为”“无为”等，将精深的佛学思想融入中国已有的哲学名言体系，解决了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问题。

　　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大乘佛教经典的传译，缘起性空、平等圆融、慈悲喜舍、无常无我等核心思想，以及佛性论、涅槃论、唯识论、如来藏说等大乘学说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精神高度与思想深度。同时，这些新思想又与儒道玄学等中国本土思想激荡融合，最终创造了唐代八宗并弘的盛况。

　　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在唐代达到历史巅峰。法性宗、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八大宗派的成立，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教义理论体系和修证实践法门。如“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天台观法，“六相圆融”“十玄无碍”的华严教义，“持名念佛”的净土修法，以及禅宗“默照禅”“参话头”等修行方式。此外，中国佛教还梳理整合全部佛教思想与经典，创建了“五时八教”“华严五教”“三教三宗”等判教理论，总结出“五重玄义”等经典阐释方法。特别是《六祖坛经》和“即心即佛”顿悟之说的出现，更使禅宗心法广为流传，标志着佛教中国化在理论上的彻底完成。祖师大德们高超圆融的智慧和不拘一格的创新能力，不仅使佛教彻底实现了中国化，而且使佛教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新源泉。比如禅宗思想直接启发了宋明理学“心性论”及道家内丹学，直到今日对中国乃至西方社会依然有着不朽的价值。而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近代思想革新者，无不从中国大乘佛法中汲取救世资源，将之转化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文化革新的精神动力。

　　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不平凡历程，也产生了丰富灿烂的佛教文化艺术成果，犹如漫天繁星般照亮着中华文明史。比如中国历代共编纂了二十多个版本的大藏经，每版多达数千卷，其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堪称中华文化的无价瑰宝。遍布名山胜地的寺院、佛塔、石窟、造像、壁画、书法等，美轮美奂、超凡脱俗，如帝释之珠点缀着神州大地。其中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乐山大佛等，更是闻名中外。在文学、音乐、舞蹈等领域，佛教也成为重要的文化基因，重塑着中国的文学艺术。

　　曾经在佛教中国化历史中散发巨大智慧光芒和美丽光彩的佛教思想文化珍宝，需要在新时代焕发出为当代中国人心领神会、喜闻乐见的新光彩。因此，如何将佛教思想文化与时代文化思潮相融相契，并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佛教思想文化新高度，将是中国佛教持续推进中国化的重要课题。

　　3.社会生活的参与重塑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不仅是与国家政治的彼此扶持、同兴共荣，更是对社会生活的主动适应、广泛参与、积极服务和深入重塑。两千年来，中国佛教发扬圆融普被、广利群生的大乘菩提心、菩萨行，随缘施教、应机接引，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广泛参与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发挥着移风易俗、提升信仰、增进道德、和谐人际、净化人心的重要社会作用。自古以来，文人士子到寺庙谈玄论道、修心养性、阅藏读书者络绎不绝；很多寺庙经常举办法会、庙会，并开展施粥、义诊、恤孤、养老等公益慈善活动，使寺庙成为地方文化教育中心和慈善中心；盂兰盆节（中元节）、腊八节等佛教节日，也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土生土长”的民间节日。因此，不识字的匹夫村妇、士大夫阶层都能在佛法中找到心心相印的部分；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庶民百姓，都能在佛法中找到心灵的皈依和精神的家园。社会各阶层的信仰需求使佛教成了中国人自己的宗教，形成了“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的信仰普及景象。同时，为了与中国社会制度无缝接轨，禅宗祖师们开创了丛林制度，“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的创举，保证了佛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融合。对于新时代的中国佛教来说，也需要积极探讨佛教的自身形态和弘法方式如何更好融入社会、服务社会，这是佛教中国化持续推进中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