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师经》的出现及玄奘的再译（药师咒的作用和好处）

◎ 李 翎

　 这个题目清楚的表述是玄奘为什么再译《药师经》? 笔者认为这个现象的背景就是道教。

　 佛陀教法，去仪式化、反对肉体成仙，这些都在《药师经》中得到强调。尽管如此，按传统印度观念，医师虽然治病救人，地位并不高。《摩奴法典》记在祭祀的时候：“医师、示人以偶像的祭司、卖肉者，以商贾为生者，应该被排斥在一中诸神和祭祖灵的仪式之外。”所以，药师地位的提高大约始于公元3、4世纪，属于湿婆教复兴之后的现象，这个教派藉苦行和瑜伽以求得道成仙。所以，类似汉本《药师经》的梵文湿婆派文献，可能出现在印度教复兴之后，即公元4、5世纪以后。传说最早的汉文本《药师经》即慧简抄经，可能正是抄录了这类经典。并在抄写时，将“药师”前面的敬称“至尊”译成“如来”（国人通常认为此词等同于佛），以向习惯于将“如来”理解为“佛”的中国信众，表明经文的归属。之后其他的汉译本大同小异，大多遵循这一体例，将药师译作“如来”或干脆直接称之为“佛”。慧简译经时代是中国的南北朝，这个时候中国的道教开始发达，不同地区不同教派非常活跃。修仙、服丹正是道教追求长生的外在表现。而佛教一直以来缺乏对肉体的关注，甚至可以说是对肉体的厌恶。这种思想显然不能得到中国贵族的认同，于是这个时期进入中国的大乘佛教经典，开始表现为一种更具普世性的变革，那就是大量引入祛病长寿观念，慧简的抄经不能排除这个企图。

　 唐代的玄奘以及义净再译此经，道教仍然是主要原因。笔者之所以这样说，原因之一是玄奘归国后以译制唯识和理论化的经典为主，这类科仪性质的经本，原本不在玄奘视线里。义净的出国目的是寻求律典以规范中国教界，回国后，义净的翻译也以律典为主，强调现世利益、延命却死的《药师经》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入律典中。所以，玄奘、义净再译此经别有目的，是以此对抗唐朝当时的主流宗教：道教。并有可能是以此经进献给可以左右佛、道在中国地位的当朝皇上。期待以此经说明佛教不仅有形而上学的理论，也有可以实际操作的延生之法。

　 一般认为，玄奘的《药师经》译成于650年，那时是大师回国的第5年、高宗李治登基的第一年，并且年轻的君王只有23岁。玄奘大师回国后集中精力翻译唯识学经典，也间或译一点密教文献但不多。这部药师经的再译，疑点在于它既不是大师关注的领域，也与护国保王无关。那么“再”译这部经的动机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与道教抗衡。

　 唐代自太宗李世民开始极力推崇道教，将佛道的排列顺序变更为僧于道后。在民间，一些文人和隐士自南北朝以来开始盛行服丹延命之法，到唐代更加流行且上达宫廷。炼丹、服丹成为当时贵族中间非常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玄奘从印度回来，太宗让大师将《道德经》译成梵文给印度人看，明显表达了太宗认为让人修身长生的道教比“空谈”修心的佛教要胜出一筹。但是在相关玄奘大师生平的记载中，大多不提翻译《道德经》之事，明显看出玄奘及其弟子对这件的不得已和不赞赏。并且他也由此意识到，想把太宗的思想转到佛教上是不可能的，这样过了5年。当23岁的李治一登基，玄奘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不失时机地将《药师经》“译”出，献给年轻的皇帝，以此来说明佛教中也有却死长生的宝典和方法，希望以此可以改变年轻的皇帝对佛教的看法。当然，在印度生活了17年的玄奘，一定清楚这部经的性质。

　更有意思的一件事，发生在公元757年，也是大师玄奘再译《药师经》的一百多年后，佛教在唐帝国的处境远远好过玄奘时代。当时是肃宗李亨当政，肃宗的“御用僧人”元皎在这一年建了一个道场，这个道场正是“药师道场”。然后日夜行道、燃灯。据说，最终道场显灵，在道场中长出一棵“李树”，这棵李树的长出，令肃宗大喜，赐元皎官升“内供奉”。

　　史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唐朝受到致命打击，由此国势不振。756年7月李亨即位，757年的6月，也就是即位一年后收复了长安。如果说元皎在凤翔为皇上建药师道场，中间没有耽搁时间，通过僧人的努力，那棵神奇的“李树”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长出来了。显然，这是僧人常用的幻术。元皎利用药师道场，令其在几个月时间内长出一棵树，并且是一棵“李树”，以证明“李唐”气数未尽，鼓舞士气。非常自然的是在“李树”的鼓舞下，757年6月就收复了长安、10月收复了洛阳。至此，大局基本平定。事实上，如果是别的道场，元皎也会让李树长出来的，之所以要建药师道场而不是别的道场，目有在宣传药师信仰的灵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