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州代放生的市场在哪里

内道场，又称内寺，即皇宫中祠佛场所，是专门服务于皇帝及近支宗室的宗教场所，因其大多处于宫廷内禁，得此称谓。　　

内道场起源于东晋孝武帝时，虽然早在南朝时有比丘尼住在宫中持课的事例，梁武帝曾请多位高僧入内殿讲经，但这在南朝不是常例。北朝皇帝大多崇佛，后宫嫔妃和比丘尼多有往来，也有数十位嫔妃出家为尼，或居住于禁中，或出居宫外尼寺，但这些安置僧尼，供其举行宗教仪式的祠佛场所并非固定，南北方均没有永久性祠佛场所。隋唐时代内道场渐趋发展成熟，至唐代定型。内道场制度是唐代皇家佛教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有唐一代，除少数时间外，内道场一直盛行不辍。应请入住内道场的僧众，大多属于当时学高德硕者，如义净、神秀、不空、法藏等。他们应请入内翻译经典、开讲经律、缮写藏经、为皇帝及六宫嫔妃主授戒、为国禳灾祈福等。　　

唐代内道场设有完备的受戒制度，专门任命了内临坛十大德。内临坛十大德召请的都是全国僧团学养戒行堪为世范的高僧（尼）。内尼从二部僧受戒。虽然早在南朝宋元嘉年间二部僧戒已经出现，但并未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直到初唐时期，内尼的受戒只是从大僧一部受戒。史籍记载，显庆元年，高祖李渊婕妤薛德芳出家为尼，法号宝乘，玄奘受唐高宗礼请，率九位高僧入宫，为宝乘尼及此前出家的二百多位内尼授戒。宝乘尼和德业寺数百位尼众受戒只有比丘十大德参加，属于从一部边受，不符合律典规定的尼众受具足戒需从二部僧（即清净僧尼各十人）受戒的规定，尽管如此，内道场这一传戒方式一直延续，直到代宗永泰年间，这一状况才得到改变。玄奘等十大德此次入宫传戒，是后宫首次传戒，被尊为内临坛。这也是官方首次正式出面干预佛教传戒活动。代宗永泰元年（765），设方等戒坛，由国家任命临坛十大德各十人，统理全国僧尼的受戒事务，内道场也设置了内临坛十大德，从而正式在内道场确立了内尼从二部僧受戒的制度。会昌五年（845），武宗灭佛，内道场活动趋于停滞，内临坛也被取消。咸通三年（862），懿宗为内尼在咸泰殿筑戒坛，延请内外临坛大德为内尼受戒，恢复内临坛。　　

内尼为皇室提供宗教服务，诵经祈祷，守陵超荐，缮写藏经等。贞观五年（631），太宗令法师玄琬于苑内德业寺为皇后写佛藏经。德业寺的数百内尼想必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唐懿宗咸通中令内福寿寺尼缮写藏经五千余卷。武则天时，转女身成男信仰盛行，内尼除了承担前述职责以外，还积极参与到武则天夺取政权的活动中，她们通过造像、写经等形式为女主受命为天子制造舆论。永隆元年（680）内供奉惠运禅师为首的内尼在龙门石窟为武则天造石窟，表达对武则天的支持。　　

中宗以后，陆续有内尼外放现象，即隶名于内道场的比丘尼离开处于后宫的佛寺到宫外居住。从现有史料看，安置这些外放内尼的两京尼寺，则是和皇室有密切关系的佛寺，如长安兴圣寺、唐安寺，洛阳宁刹寺等。　　

唐代后宫人数众多，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宫人“大率”至四万。这一庞大的女性群体，绝大多数只能在绝望与凄凉中终老宫中。入寺为尼可为她们提供些许心灵的慰藉，为其提供养老之所。对她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戒杀放生虽然是佛陀对佛弟子的最低要求，可做起来却并非易事，若能无惧艰困，难行亦行，其功德也远远超越了守持盗、淫、妄戒的功德。

　　佛陀对放生所下的定义是：在市场上看到有鱼贩、鸟贩为了宰杀而销售鱼类、飞禽(包括鸡鸭等家禽以及其它动物在内)时，以钱买下这些众生剩余的寿命，并用自己的手将其放回原处。所谓原处，是指如果是水生动物，就放回湖泊、河流或者海洋当中;如果是森林动物，就放归森林等等。不但自己作，而且心生欢喜，并动员他人参与且随喜此事。当自己做完之后，又满心欢喜地想：我今天完成了一件很有益的事情，将来我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前期加行：就是拿钱去购买生命的过程。此时的每一个步伐、每一次呼吸，都是为了放生而作的预备工作;

　　后期结行：包括随喜，竭力劝诫他人放生，并发誓再接再厉等所有的行为。

　　在不少的《放生功德文》及以前的放生开示中，已经讲了很多的放生功德。在这里，我们只补充性地讲一下，其它书中没有收集的，小乘佛经中佛陀亲口宣说的教言。

　　因此，佛陀才谆谆地告诫后人：“诸持戒中，戒杀第一。诸布施中，放生第一。

　　戒杀放生的人还可以自然而然地令心相续中生起慈心和悲心，因为生起慈心与悲心的主要因素，就是戒杀、放生和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