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放生群2023年最新壮况

　　《百业经》中有个公案，有一个比丘尼骂其他的比丘尼为“母狗”，结果在未来五百世当中转生为母狗。所以说恶语对自己的伤害也特别大。如果说一句让别人听了很愉快的话，那你自己生生世世都能得到好报，时刻都会有人让你心情愉快，这多好啊!

　　法雨甘露语言是一门艺术，它能给自他带来快乐的享受，也能给自他带来深重的灾难。如果我们能运用好语言，就能为自他创造美好的生活。

　　一般情况下，与人打交道，说话要温和、诚实，但也要适当。因为以什么方式说话，还要看对他人是否有利益，应该说对自他双方都有利的话语。有时候说好听的话利益不了众生，说粗语能直接或间接地利益对方，尤其是能让对方改正一些缺点和毛病，这个时候可以说粗语。但有的人特别爱说粗语，经常出言不逊、骂不绝口，这也许是末法时期的一个象征。如果让他说佛法，讲一些正确的道理时，就呆若木鸡或张口结舌了!

　　现在，在人与人、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很多的矛盾与冲突，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媒体胡言乱语、瞎编乱造造成的。经常谈论是非、长短，说恶语，这都是在伤害众生、恼害众生。所以，说话还是要谨慎。

　　恶语就是恶口骂人，说别人的缺点，让别人伤心、生气。你只要让人生起一刹那的嗔恨心，就会摧毁他所有的功德、福德和善根。一句恶语就能毁了他的一切美好，因此罪过非常严重。所以在对别人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去说别人的缺点和毛病。

　　有的人以为顺口说几句他人的坏话，没有什么大事，但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百业经》中有个公案，有一个比丘尼骂其他的比丘尼为“母狗”，结果在未来五百世当中转生为母狗。所以说恶语对自己的伤害也特别大。如果说一句让别人听了很愉快的话，那你自己生生世世都能得到好报，时刻都会有人让你心情愉快，这多好啊!

　　我们说别人的过失，是善意的想让他人改变，这不会有罪过;但轻易宣扬别人的过失，也许会诽谤到佛菩萨，这样所造的恶业，要远远超过杀害三界所有众生的罪过。所以最好不说他人的过失，而且要隐藏他人的过失。在不了解的时候，最好不赞叹，也不诽谤一切众生。但很多人都有习气，经常在暗中说一些是非、长短，说别人的缺点与过失，这本身就是一种过失，是一种造业。

　　那些上师善知识，那些国家领导人、高官等，都是众望所归者，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都有与自己有缘分的众生、弟子、眷属等。尤其是上师善知识是人天的福田，人天众生解脱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很多人都崇拜、赞叹他们。如果你诽谤了他们，连带与他有关系的弟子、眷属等都会受到伤害。从世间角度讲，这会给自己带来危害和灾难;从修行上讲，诽谤诸佛菩萨的罪过超过杀害三界所有众生的罪过。

　　善恶不在表面上、形式上，都在心里。你无法判断他人的心，那么就不要盲目地议论、评价别人，这样很容易毁坏自己的功德，消尽自己的善根，断送自己的慧命!对自己一点一滴的好处都没有，为什么还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呢?

　　有的人热衷于说些没用的闲话、废话，这些话也就是佛法中讲的绮语。自己的经历在别人不问的情况下，最好不要说。如果有人想知道，在对他有利益的情况下可以说一些。有的人因为控制不住自己，不管对方是否想知道，是否有利益，都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说了半天，谁也没听，与没说一样。说闲话的果报是口才拙劣，说话没分量，别人不愿意听。有时候说闲话，会让听见的人生起贪心、嗔恨心、嫉妒心等，弄得人心慌而生烦恼，让人心情不愉快，这也是在造恶业。

　　尤其是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狡诈、欺骗的行为，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能宣说。若是为了发露忏悔、改过，应该在上师三宝面前说，而不应该在大众面前宣说。现在有的人把自己所做的这些恶业都当作成就与功德到处宣说，这些坑蒙拐骗、明争暗斗等狡诈的行为，并不是光彩的事;但凡夫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到处宣说，就会使恶业、罪业增长，将来要成倍地感受果报，那时痛苦是无穷无尽的。

　　修行人说话要有威仪，要说有道理、有意义、符合实际的语言。佛的事业就是佛的教育，佛的教育就是传授众生快乐的方法。要想运用好语言，掌握好语言艺术，在没有登地之前——没有开悟、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不要轻易地去评价别人。

　　福报由供养布施而来，《普贤行愿品》云：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如果您读上文受益，请随手转发，分享法喜，布施法益。同时修行随喜功德，与众生结法缘，积集菩提广大资粮，同证佛果!

在元魏治下，佛老皆为帝王所提倡，故在此时期间，造像之风甚盛。然其发展，非尽坦途。

魏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初信佛教，常与高德沙门谈论佛法。四月八日，诸寺辇像游行广衢，帝亲御门楼，瞻观散花，以致敬礼。此实为魏行像之滥觞。然帝好老庄，晨夕讽味。富于春秋，锐志武功。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然未观经教，未深求缘报之旨。信嵩山道士寇谦之术。司徒崔浩，尤恶佛法，尝语帝以佛法之虚诞。帝益信之。太平真君五年诏王公以至庶人，家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巧匠者，限期逐出，否则沙门师巫身死，主人门诛。既而帝入寺中，见沙门饮酒，又见其室藏财物弓矢及富人寄藏物，忿其非法。时崔浩亦从在侧，因更进其说，遂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三月，诏诸州坑沙门，凡有佛像及胡经者亦尽焚毁。太子晃信佛，再三谏弗听。然幸得暂缓宣诏，俾远近得闻，各自为计。故沙门经像亡匿多得幸免。然塔庙及大像，无复子遗。

太武帝被弑后。文成帝即位，诏复佛法，自真君七年，至此，凡七年间，魏境造像完全屏息。

物极则反，复法之后，建寺造像之风又盛。遂命诸州郡，限其财用，各建佛图。往时所毁并皆修复，藏匿经像遂复出世。至献文帝（公元466-471年）竟有舍身佛道，摒弃尊位之行为，其对于寺观之兴筑及佛像之塑造盖极提倡也。

我国雕塑史即于此期间放其第一次光彩。即大同云冈石窟之建造是也。

石窟寺在大同西三十里武周山中云冈村。山名云冈堡，高不过十余丈，东西横亘数里。其初沙门昙曜，请魏文成帝于“京城西武周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石窟寺之营造，源于印度（印度大概又受埃及波斯遗物影响），而在西域，如龟兹敦煌，已于云冈开凿以前约一百年开始。故昙曜当时并非创作，实有蓝本。

石窟总数约二十余，其大者深入约七十尺，浅者仅数尺。其山石皆为沙石，石窟即凿入此石山而成者。除佛像外，尚有圣迹图及各种雕饰。石质松软，故经年代及山水之浸蚀，多已崩坏。今存者中最完善者，即受后世重修最甚者，其实则在美术上受摧残最甚者也。

云冈雕刻，其源本来自西域，乃无疑义。然传入中国之后，遇中国周秦两汉以来汉民族之传统样式，乃从与消化合冶于一炉。其后更经法显与其他高僧之留学印度，商务上与印度之交通，故受印度影响益深而进步益甚。云冈初凿虽在北魏，然其规模之大，技巧之精，非一朝一夕所养成也。

云冈雕饰中如环绕之茛苕叶（Acanthus）。飞天手中所挽花圈，皆希腊所自来，所稍异者唯希腊花圈为花与叶编成，而我则用宝珠贵石穿成耳。顶棚上大莲花及其四周飞绕之飞天，亦为北印中印本有。又如半八角拱龛以不等边四角形为周饰，为健陀罗所常见，而浮雕塔顶之相轮，则纯粹印式之宰堵坡也（第四十七图）。尤有趣者，如古式爱奥尼克式柱首，及莲花瓣，则皆印译之希腊原本也。此外西方雕饰不胜枚举，不赘。

不唯雕饰为然也，即雕饰间无数之神像亦多可考其西方本源者，其尤显者为佛籁洞拱门两旁金刚手执之三叉武器，及其上在东之三面八臂之湿婆天像，手执葡萄、弓、日等骑于牛上。其西之毗纽天像，五面六臂，骑金翅鸟，手执鸡，弓，日月等，鸟口含珠。即此二者已可作云冈石窟西源之证矣。

佛像中之有西方色彩可溯源求得者亦有数躯，则最大佛像数躯是也。此数像盖即昙曜所请凿五窟之遗存者。在此数窟中，匠人似若极力模仿佛教美术中之标准模型者，同时对一已之个性尽力压抑。故此数像其美术上之价值乃远在其历史价值之下。其面貌平板无味，绝无筋肉之表现。鼻仅为尖脊形，目细长无光，口角微向上以表示笑容，耳长及肩。此虽号称严依犍陀罗式，然只表现其部分，而失其庄严气象。乃至其衣褶之安置亦同此病也。其袈裟乃以软料作，紧随身体形状，其褶纹皆平行作曲线形。然粘身极紧似毛织绒衣状，吾恐云冈石匠，本未曾见犍陀罗原物，加之以一般美术鉴别力之低浅，故无甚精彩也。

此种以外，云冈石像尚别有作风与大佛大不同者。年代较后，或匠人来自异地，俱足以致之。此种另一作风，佛身较瘦，袍带长重，其衣褶宽平，被于身上或臂上如带，然后自身旁以平行曲线下垂，下部则作尖错形。其中有极似鸟翅伸张者，盖佛自天飞降之下意识之表象欤。其与印度细密褶纹，两相悬殊。如二极端。其内蕴藏无限力量，唯曾临魏碑者能领略之。

由此观之，云冈佛像实可分为二派，即印度（或南派）与中国（或北派）是也。所谓南派者，与南朝遗像袈裟极相似，而北派则富于力量，雕饰甚美。此北派衣褶，实为我国雕塑史中最重要发明之一，其影响于后世者极重。我古雕塑师之特别天才，实赖此衣褶以表现之。

我国佛教雕塑中最古者，其特征即为极简单有力之衣褶纹。其外廓如紧张弓弦，其角尖如翅羽，在此左右二翼式衣裙之间，乃更有二层或三层之衣褶，较平柔而作直垂式。然此种衣纹，实非有固定版式者，亦因地就材而异，粗软之石自不能如坚细石材之可细刻，或因其像大小而异其衣褶之复简。总而言之，沿北魏全代，其佛像无不具此特征者。然沿进化之步骤，此刚强之刀法亦随时日以失其锋芒，故其作品之先后，往往可以其锋芒之刚柔而定之。

至于其面貌，则尤易辨别。南派平板无精神，而北派虽极少筋肉之表现，然以其筒形之面与发冠，细长微弯之眉目，楔形之鼻，小而微笑之口，皆足以表示一种庄严慈悲之精神。此云冈石窟雕刻之所以能在精神方面占无上位置也。

——本文节录自梁思成《中国雕塑史》